奥国女作家布鲁姆的中国情缘

張黎

　　奧地利女作家克拉拉.布魯姆(Klara Blum)於一九零四年出生於烏克蘭布的克維納首府切諾維茲一個富裕的猶太人家庭，她父親是個大地主、地方議會議員、猶太復國主義活動家。母親原是一個比父親年輕廿六歲的小寡婦，是帶著一個兒子被她父親買回家來的。母親受當年婦女解放思想影響，不堪父親家長制統治，於一九零三年離婚，帶著九歲的克拉拉出走維也納，在那裡她一邊與母親過著動蕩不定的日了，一邊接受教育，并於一九二三年進入大學學習文學和心理學。由於衣食無着，母親多病，大學未畢業便過早地走上了獨立謀生的道路，當過補習教師、新聞記者，更多的是為報刊雜志寫些報導、評論、散文、詩歌、小說等，換取生活費用，日子過得十分艱難。克拉拉政治上受母親影響，是個猶太復國主義者，婦女解放的積极鼓吹者，還於一九二九年參加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除了為報刊寫文章外，還經常參加政治性集會，發表演說，做關於勞動婦女問題的報告，成為一位積極的左翼社會活動家。一九三二、三三年間，奧地利社會民主党發生分裂，克拉拉.布魯姆站在共產黨人一邊，退出了社會民主黨，從此成了無黨派人士，但她的朋友和熟人，一直認為她是共產黨員。
　　一九三三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改變了克拉拉.布魯姆的命運。在這一年“國際作家聯盟”舉行的徵文比賽中，她的一首詩歌中獎，獲得去蘇聯旅行兩個月的機會，她是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發的，這一年二月維也納發生了工人起義，參與起義者遭到鎮壓，克拉拉恰好躲過了這場災難。她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在莫斯科定居下來，最初她被安排在國家圖書館從事外國文學工作，一九三五年加入蘇聯國籍。克拉拉在維也納進就已經是小有名氣的詩人，在莫斯科又開始了文學創作，經常在德國流亡者雜志《發言》、《國際文學》上發表詩歌、報導、書評，在蘇聯生活的十一年中，共出版了五本詩集，曾受到贝歇爾.盧卡契等人的好評。一九三八年加入蘇聯作家協會德國分部，年底便因與分部領導鬧摩擦遭到開除的處分。這同她與一位中國人的愛情不無關係。 一九三七年底，克拉拉.布魯姆結識了在莫斯科從事戲劇導演工作的中國革命藝術家朱禳丞，而且一見鍾情。在此之前，她從未與任何一個男人有過愛情經歷，這也許與她的猶太人出身有關係。在朱禳丞面前她感覺不到那種種族與文化的差異，因為中國人本來就沒有歐洲人那樣的排猶意識。她對朱禳丞的愛在德奧流亡者中間引起許多猜疑和議論，人們不相信兩個文化差異如此巨大的人之間，會產生真正的愛情。克拉拉不為任何嘲諷、蔑視的輿論所動，熱烈地、真心地追求著她的所愛。朱禳丞來莫斯科之前，曾經是法國共產黨黨員，巴黎中國共產黨歐洲支部負責人，因從事革命活動，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一個偶然機會，他隨同一家訪蘇的比利時馬戲團，於一九三三年來到莫斯科這個他久仰的革命聖地。經“中國左聯”駐莫斯科代表肖三介紹，參加了“國際戲劇聯盟”的工作。自從與克拉拉.布魯姆相識以後，他們經常成雙成對地出入莫斯科各家劇院，經常一塊兒讀書，朱禳丞向她講述了自己的經歷，他在上海的家人，他在上海的戲劇活動，介紹了一些中國文化知識。這些都反映在她後來創作的傳記性長篇小說《牛郎與織女》中。他們在短短三個月的相處中，從未談論過婚嫁問題，可克拉拉已經自認為是朱禳丞的妻子，因此，當朱禳丞一九三八年四月突然失蹤時，這對於她無疑是一個晴天霹靂。她拖著病懨懨的身子，滿莫斯科尋找她的中國丈夫，最後找到共產國際中國代表處，仍未得到確切回答，她猜想，一定是被中國共產黨調回國了。她決心追隨朱禳丞去中國，於是她開始了申請赴華的努力，她向奧地利、德國和蘇聯共產國際辦事處提出申請，要求派她去中國從事革命活動，均遭拒絕。又向法捷耶夫、貝歇爾、布萊德爾、中國共產國際處提出申請，借口赴華創作中國題材小說，需要親身體驗中國國情，同樣遭到拒絕。在這個過程中，她與蘇聯作協外聯處的負責人，與奧地利共產黨駐莫斯科負責人發生抵牾，被開除了作家協會。她當時怎麼也想不到，她的中國丈夫成了蘇聯“大清洗”的犧牲者。原來朱禳丞在奉調回國，途徑哈薩克斯坦時，被蘇聯克格勃逮捕，以間諜罪名被判處八年徒刑，於一九四三年病逝於西伯利亞一個勞動營。克拉克.布魯姆堅持認為是外聯處的負責人玩弄陰謀，反對把她派往中国，還懷疑一位奧地利共產黨負責人，有意陷害她，她認為他是一個排猶分子。就這樣，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夏季希特勒德國入侵蘇聯，她也未能辦好赴華手續。戰爭爆發以後，最初她被遣送到喀山，因不滿意這裡的環境，他又私自轉去古比雪夫，後來又千方百計潛回莫斯科，設法爭取被派往中國。這在戰爭期間顯然是不可能的，於是他報名上前線，在紅軍當中從事宣傳工作。一九四三年底，她又返回莫斯科，在外國文學出版社任編輯，并從事寫作，一直工作到戰爭結束。
　　戰爭剛結束，她又開始了赴華尋夫的努力，一九四五年八月離開季十一年的莫斯科，途徑華沙、布拉格、布達佩斯到達布加勒斯特，然後又經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國、瑞士、盧森堡，經歷千辛萬苦於一九四六年春天到達巴黎。在衣食無著的困境中，巴黎一家猶太人救濟會幫助她聯繫一家駐上海分會，為他出據擔保，方才在中國駐法大使館辦理了赴中國的簽証。在這一年多等待過程中，她不斷地寫詩，為報刊寫文章，維持生計。除了經歷生活的苦難，還要忍受許多人對她的痴情的嘲諷，直到一九四七年八月初，她才在猶太人救濟會幫助下，登上開往中國的客船，四周以後，到達上海，從此又開始了新的尋夫活動。
　　一九四七年八月底，克拉拉.布魯姆到達上海，受到猶太人救濟會接待，除在難民接待站為她安排一間居室，還發給她一點飯費，其餘全要靠她自理，克拉拉.布魯姆經常陷入飢餓的邊緣。直到一九四八年秋天，她在同濟大學找到一份教德語的工作，才擺脫做難民的處境。但這份工作也只持續了八個月，後來因學校財政困難，而被解雇，不得不重回難民接待站。這期間她求人寫了許多尋找朱禳丞的啟事，利用各種機會結識朱禳丞的熟人，打聽他的下落。老天不負苦心人，好終於找到了朱禳丞的夫人和孩子，她走訪了這一家人，當她確信朱禳丞并未回家，才向朱夫人討了一張朱禳丞的照片，重又開始了她的尋訪，因為她不相信朱禳丞未回國。一九四九年，她聽到北京和平解放的消息，便立即離開上海，去北京尋找朱禳丞。這種尋找當然毫無結果的，她不得不拖著病體重新返回上海，在難民接待站裡，她開始寫作自傳性長篇小說《牛郎與織女》(Der Hirteund die Weberin)，并於一九五一年交東德格萊芬出版社出版。上海解放後，難民接待站解散，她成了無家可歸的人，“長生殿”寺廟的尼姑們收留了她，在這裡她住了將近一年。俄專校長姜椿芳得知她的經歷後，安排她在學校圖書館工作，才解決了她的生計問題。後來她結識了復旦大學德國語言文學教授。同年她申請中國國藉，一九五四年獲准，并改名為朱白蘭先後在南京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不論走到那裡，她都把朱禳丞的照片擺在顯眼處，外出時，總要叮囑她的女管家，只要有男人來找她，一定要與照片仔細對照，并及時告訴她。可見她始終未放棄找到朱禳丞的希望。五十年代中期，朱白蘭收到一份政府頒發的“烈士家屬”証明，她的同事和學生不忍心看到她失望，只是含糊地告訴她，凡是家中有人為祖國做出貢獻的，都獲得這樣一張証明。大約在六十年代，她才意識到朱禳丞是回不來了，但直到朱禳丞的愛深深刻在自己的心坎上。她把自己的愛獻給了朱禳丞，也獻給了她的學生，獻給了中國。晚年創作了反映三元里人民反帝鬥爭的短篇小說集《香港之歌》和長篇小說《與命運博鬥的人》。她是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作家協會的作協會員。